制度非均衡供给与后进转型:渐进制度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西部城市生长转型的格局、模式与动力机制

中国渐变制度改革模式在"制度供给"上存在时空非均衡性，必然导致制度环境和资源分配上的非平等性，将导致城市生长转型水平的空间谱系的形成，且不同城市也会利用这种模式进行利益博弈。基于此，有必要在充分考虑渐进制度改革和政府强干预市场经济过程的基础上，探讨转型期制度非均衡供给对中国（西部）城市生长转型格局与模式的影响，包括：渐进制度改革模式下的制度空间差异性及宏观社会经济转型的制度性路径依赖、中国城市生长转型的测度及其宏观空间格局变化、中国西部城市生长的内部空间转型测度及其模式、制度劣势背景下的中国西部城市生长转型的格局、途径、动力机制及其发展策略。创新之处是测度和分析宏观尺度的中国城市生长转型的空间水平谱系，以及制度劣势背景下中国西部城市生长转型的模式与机制。目的是深入地理解中国东、西部城市生长转型的异同，推进中国城市生长转型研究，为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的政策性框架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渐变制度改革模式，中国的“制度供给”存在时空非均衡性及其资源分配上的非平等性，这导致城市发展转型的空间谱系及其利益博弈。基于此，需要探讨我国的制度空间差异性及宏观社会经济转型的制度性路径依赖、城市转型的测度、空间格局及发展策略、城市的内部空间转型测度及其模式等。我国通过渐进制度改革已形成了混合制度模式及其政治经济框架，形成了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三类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四类社会人群。大陆城市的资本循环及其关系结构与西方模式有一定的差异性，并形成了城乡二元制度背景下的城市经济集聚增长路径、行政区模式下的城市经济增长型政府。制度改革的空间渐进模式直接导致了制度转型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东部沿海到西北内陆的空间递减梯度及其特有的路径依赖，遵循了经济增长与梯度转型原理、制度非均衡供给的空间转型原理、垂直管理模式下推动-制衡原理、渐进流动性控制原理、文化空间的混沌进化五大基本原理。西部城市明显处于落后一端，无法提供“更加优惠”的社会经济政策，当前更加重视探索特色产业发展模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有意识地规避东部城市发展的“旧模式”。. 我国城市的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存在路径依赖并呈现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在城市全域呈现主导性的快速扩张；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而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其扩张阻力越来越大，即新单位空间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在西部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还呈现出下列特征或趋势：第一，制造业企业已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第二，文化空间有公共型、商业型、文艺型、产业型、旅游型等，存在共生型与竞争型两种组合方式。资本、权力与地方三者逻辑的合力决定着文化空间生产。第三，滨水空间演化和更新显示了政府、企业和民众等行动者所组成的网络关系，以及向多元协商治理模式转变。第四，在双轨体制下，被拆迁人群的居住区位加速外移或郊区化。第五，文化价值观变化已成为空间社会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居住迁移和职住分离已为城市常态。此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东、西部城市转型的异同，为我国城市持续发展的政策性框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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